立志打响品牌的自由撰稿人
作者:经济参考报

 
 
    1998年5月,徐林正从浙江来到了北京,选择了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的职业——自由撰稿人。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了在京自由撰稿人中较为出色的一位,不仅靠写稿所得在北京买了房子、娶了妻,还出版了《文坛剽客》、《老李飞刀》、《先锋余华》等8本专著。日前,徐林正对记者袒露了其从事自由撰稿职业的心路历程。

  梦想成为独立撰稿第一人

  徐林正1993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即在浙江兰溪担任了两年乡村教师。1995年10月在浙江《金华晚报》担任文化记者、编辑。1998年3月,从《金华晚报》辞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我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厌倦了看别人脸色的生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渴望身心的自由。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有了做自由撰稿人的朦胧想法。”在徐林正的描述中,记者感受到了他当年对梦想的渴望。

  “我当时的所有积蓄有6000元,这使我可以在北京很从容地游玩和思考。”

  正式决定做自由撰稿人是1998年5月1日,此前,徐林正用2400元钱买了一台传真机,在西苑挂甲屯附近租了一间带电话的平房。考虑到日后可能会经常搬家,又特意去双榆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这样,就有了此后被很多编辑们熟悉的“北京双榆树邮局17号信箱”。自此,这个信箱与徐林正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一张张面额从数元到数百元的汇款单成了他的“工资”。

  徐林正告诉记者,从开始做自由撰稿人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为“四独立”的自由撰稿人,即:独立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采稿,也可称独立撰稿人。

  “我这个人似乎凡事都喜欢争第一,当时我就想做中国独立撰稿第一人。我认为,要做独立撰稿人,必须经济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为此,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向任何人借钱,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赞助。为了做到独立经济,我发奋写稿。仅2003年,就发表、出版作品达50多万字。至今,发表、出版的作品已经超过了100万字。”

  徐林正坦言,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自由撰稿人是最自由的,不用费尽心机看单位领导脸色,不用挖空心思处理同事关系,不用每天早起上班,不用着装整洁举止得体。但自由撰稿人也是最不自由的,必须要看生活的脸色:小到一支笔,大到电话费、打车费、房租、饭费。

  事实上,为了让稿件有与众不同的卖点,自由撰稿人必须独立撰写稿件,尽量采写独家新闻。徐林正那时的投稿对象主要是省会城市和一些地市级报纸。每篇稿件每次投20多家媒体,每周一、三下午14时到17时,不少媒体会准时打电话来约稿。正是在理想与生活的重压下,他的《当代十大文坛剽客排行榜》、《八国联军侵华留下哪些文化后遗症?》、《人民文学诗歌奖为何颁给自杀者和精神病人》、《茅盾文学奖缘何矛盾重重》等一些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文化稿件,几乎覆盖了全国主要媒体。一篇好稿件甚至累计收到了上万元的稿费。靠这些收入,徐林正在颐和园边上买房、娶妻,过上了许多自由撰稿人梦寐以求的安定生活。

  “与许多自由撰稿人相比,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坚持‘四独立’、不投机取巧,使我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社会承认,并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我与众不同的采访开场白:‘我叫徐林正,自由撰稿人……’也被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所接受。”谈及此,他显得异常兴奋。

  “富得只缺钱了”

  据记者了解,徐林正曾梦想做一名深入虎穴、揭露真相的记者。其实,即便选择做自由撰稿人,他仍旧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仍旧坚持独立批评的声音。6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他写了“文化批判三部曲”:《文化突围》、《文化嘴脸》和《文坛剽客》。

  其中《文坛剽客》出版于2002年6月,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剽窃抄袭的书”。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他经过深入调查的“文坛剽客”。该书出版后,《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此事。

  “我在做批评报道时非常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以便使每一篇批评文章都言之有理,不怕对方打官司。对某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批评对象,出于自我保护,我往往会‘留一手’,不把证据全部发表。在写《文坛剽客》一书时,我左边放着《民法》,右边放着《著作权法》。”

  著名作家莫言曾在《文坛剽客》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其实我们应该有一支和专业的记者相抗衡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形成竞争,甚至是监督。许多记者的批评稿子往往因为某种原因遭到封杀,当然也有许多记者的不够水准的稿子因为近水楼台而得到发表。如果有一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就能改变这种局面。在很多自由撰稿人看来,莫言的话是对他们的期望与肯定。

  但现实情况是,在常人看来,所谓“自由撰稿人”似乎不是一个光彩的称谓,无论是新旧社会,自由撰稿人的阶层总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就有一些依靠寻章摘句、移花接木生存的文坛剽客。

  “某些自由撰稿人确实生活懒散、沉迷酒色、穷困潦倒,一些自由撰稿人甚至不惜移花接木、当‘包打听’、唯钱写稿……对于这些,我一直要求自己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向优秀采访对象学习,尤其是优秀的自由撰稿人学习。如自由撰稿人李敖和余华,他们一个在面对困难时永远保持微笑,一个在文学上特立独行、灵气十足。”

  “自由撰稿人无规律的生活,往往会导致身体状况不佳。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生活规律从熬夜改成了早起,坚持锻炼。2003年9月,我参加了北大自行车协会,每周一三五训练。近期,我计划单骑走全国,一方面积累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充分享受骑车的乐趣。”徐林正说。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到了徐林正对于自由撰稿这项职业的热爱。徐林正认为是自由撰稿使他变得富足,以至笑称:“我富得只缺钱了。”

  渴望得到尊重

  “博尔赫斯的那句话‘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非常符合我刚到北京做自由撰稿人时的情景。我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我把自己扎扎实实地弄丢了,如同隐在森林的一片树叶,仿佛落在沙漠中的一粒沙子。”

  徐林正告诉记者,做自由撰稿人以来,他时常有找不到自己身份的苦恼,有一种深切的精神上的苦闷和孤独。无论是在办信用卡、租用邮局信箱这样的生活琐事上,还是在做批评报道时,常被要求“开单位证明来!”在徐正林看来,这是对自由职业者、对公民个人身份的一种歧视。

  尽管“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包括自由撰稿人在内的自由职业人员的身份,将他们同样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肯定了其合法地位。但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自由撰稿人仍然遭遇着诸多不公平的待遇:

  其一,自由撰稿人如同“无业游民”,这是整个社会的观念问题。在买房、办理信用卡、出国等方面,由于没有“组织”和单位,自由撰稿人的麻烦很多。

  其二,写批评文章遭遇报复时,感到很无助。尤其是一些被批评的对象,常借助单位或团体的势力打压自由撰稿人,使自由撰稿人备感势单力薄。

  其三,大部分互联网在转载稿件时,均不支付稿费,这对于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几乎成了致命的打击,导致不少人被迫改行。余下的一些自由撰稿人也只能依靠专栏写作维持生计。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17号信箱的稿费单越来越少,但我依然习惯有空就去17号信箱看看,17号信箱已经成了我永远无法割舍的朋友,如果我好久不去,它会寂寞的。然而,有一天,当我打开17号信箱时,发现里面只有一沓厚厚的广告,而没有一张稿费单。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如同自由撰稿人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血卖不出去的恐慌。我担心自己如同许三观一般,花费心血的稿子突然没人要了,那种多年追求并喜欢的独立撰稿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突然失去!”(据经济参考报)

 

 
上传时间:2006-04-26 02:24:40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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