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下)
作者:111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2)
  
  
  
    记得刚进周刊,我就露了怯。一天大家在看杨浪时期的周刊,全彩印刷,定价10元,还有许多留白处。我正儿八经地建议说,咱们能不能少印点彩页,把价钱降下来,我想这老土的看法差点没让他们笑出声吧,这些记者都是在我之前进入"三联",早就完成了现代期刊样式的启蒙教育。可恰恰是我这老土,却被派上了一项重要工作--让我负责杂志操作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带着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编辑共同完成从配图到出片、打样的工作。至今我都佩服朱伟和老潘的胆量,他们竟不怕我给搞砸了。我很感谢这个工作使我熟悉了杂志制作的全过程。
  
  
  
    图片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我绞尽脑汁。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图片库,虽然已经有了美联社、路透社等驻华机构,但还不能直接向中国媒体供图。当时我们主要依赖新华社摄影部的帮助,但由于风格和题材的限制,他们的图片能用的不多,也由于当时传输手段落后,驻外记者发来的新闻图片既少又晚,还多为黑白片,洗出照片又要好几天。因此,说来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动用了一些外国杂志的图片,主要是时事图片,因为没有渠道可以购买。在十年前,要做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全彩杂志,也只能做一点出格的事了。我还联系了北京不少摄影师,通过他们找一些照片,甚至封面照片。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摄影师,但用得不够理想,再说一本杂志总是充满北京的照片,地方色彩就太过浓厚了。
  
  
  
    想当年,周刊经费再紧张,也没有砍下外文刊物,这就是三联。每当杂志到手,总是我先翻看一遍,把所有重要照片都做好说明夹上即时贴,以备后用。朱伟发稿后,我就根据记忆寻找合适的配图,当然还要去约一些图片,这样费时费力的工作一直干了两年多,经常半夜收工,骑着自行车跑10公里路回家,于是,就有了一次半夜遭劫的经历。
  
  
  
    版式的认识也是在生活周刊启蒙的,原本是应该由美术编辑干,但那时我们配合得不够理想。我是急性子,事情放在那里就睡不着觉,他是慢性子,上班总来得晚,自有自己一套工作习惯。我经常不管不顾地自己开练,最后让他检查调整。说起来这过程竟也让我对版式有了感觉,以至后来我再去做《Newton-科学世界》时,心中最有底的就是图片和版式,我已经不是外行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的版式还真是幼稚。
  
  
  
    性情各异,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关系也很养人、很舒服的感觉是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周刊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食物,谁想吃就自己动手,拿完了我再买,别人抽屉里的东西也一样。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像一只老母鸡,后面总跟着一群小鸡在找食。
  
  
  
    那个时期的生活周刊只有十几个人,大家性情各异,却相处甚好。王锋、苗炜是俩帅哥,只是风格有南北之分,王锋很会与人相处,觉得他更小资一些,而苗炜则是北京大老爷们一个。王锋总是穿戴得很上心,关注时尚,很早就登上美国大兵靴,他粗的时候什么都丢,可他的情感又很细腻,文章既有男性的宽厚又不失柔美的东西。他在美国时,总是用漂亮的信纸写来漂亮的句子,并且不会忘了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整个过程都在追求美感。他还经常想些点子娱乐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条Made in China的青蛇,几乎让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惨案。
  
  
  
    苗炜是脑子比嘴转得快的那类人,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精彩更多地体现在"圆桌"里。至少那时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小资,虽然他关心好玩的东西,有新潮的观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难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离,可他懒,收入不高时就常打车(这是他惟一的小资生活)。现在他还是懒,但比起从前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尔夫杆,开着车去了法国,品过法国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还是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苗炜的观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错,内心里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宠物医院,仅仅是让他帮忙打听做猫绝育如何挂号,我就被他写进了"圆桌",当然是一个不讲猫道的坏典型。
  
  
  
    生活周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锋、苗炜还有胡泳更是突出,他们不只关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外做杂志的经验。王锋曾去美国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样本,写了不少笔记;苗炜几乎一本杂志在手,总是不放过认真研读的机会;胡泳在海外留学也做了不少研究。在周刊,经常会听到"我们可以设这样一个栏目"的建议。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永远一身黑衣一脸胡子的副主编方向明。可以说,生活周刊早期一些做宏大叙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杨浪时代留下的新闻记者,生活周刊早期的记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对他文章的路数有时不太认同,他一个高大的汉子,脾气却出奇的好,任你说什么意见,他总是很平静,他解释得很少,只是埋头写字,熬得很辛苦。现在看来,正是他当时的努力,才使生活周刊在半月刊阶段能够拥有一些深度新闻报道的东西。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性格有些不羁,来生活周刊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其精神气质和书房修炼使她成为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化主笔。说来好笑,她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热爱,其精彩表达感染或者说"欺骗"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随其后,生下自己的宝宝。总听到有人要找她算账:为什么把那么艰辛的育儿生活说得那么美妙?可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刘怀昭是一个观念西化的回国留学生,当时受欢迎的编译文章许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长运用资讯,善于找到独特的角度,重新解读新闻事件,提出新的观念。她一时沉静,一时又闹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针织衣,即刻就要我扒下来给她,这份亲昵让我很感享受。
  
  
  
    刘君梅是生活周刊最勤快的记者,家住北京西郊泸定桥以远,上班的路上尘土飞扬,那上班是真正的"进城"。环境这样差,可她心态一向积极。我最佩服她永远以修饰得无可挑剔的模样,走进办公室,进出各种采访场所。她外号猫妹,充满爱心,家里始终有几只小猫追随其后。我的环保意识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图)(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邱志杰和王铭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开始的采访是拿邱志杰练手,对邱志杰的采访让我第一次拿艺术的现在进行时态做文章,这显然符合生活周刊对新鲜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把采访归置在一个"角度"下,基本原样地写下来,因为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铭铭帮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给了我们家很多人类学的书,而且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候他也讲一些他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候的趣闻,我从中获益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艺术家当成一个族群看待,他说当然。此后我试着这么做,即使是做艺术评论,也完全改为对作品阅读、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阅读,然后才有阅读者的叙事。
  
  
  
    艺术活动在那时候的媒体上基本还是一种时尚题目,或文化新闻事件,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很混杂的杂烩,不一定符合传媒惯例,但朱伟还是都把它放在了"艺术"这个专栏里,并一直让它持续着。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艺术动态的一个公共平台,也让我给自己定的题目有了长期做下去的机会。北京被"非典"围困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这些东西整理成《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出版,算是我对这个栏目的一个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变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城市中最活跃的产业,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开始成为50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项大的不动产。改为周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变中国》。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家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的题目,黄专、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拉上我,讨论了好长时间,越讨论规模越大,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张欣。我已经开始查找几十年来和住房有关的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甚至小说里写到的居住状态,最终因为展览线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做成展览,却成了我们杂志现成的题目。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2)
  
  
  
    "城市化进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到处见到的字眼,城市也进入了生活周刊的选题会,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开始以城市为题目做文章,他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小伙,他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生存历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个城市在快速变化中的种种状况,这在编辑部里也成一时佳话。上海苏州河改造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朱伟就让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给了我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都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也许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真正做采访调查的机会,虽然在家里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沿着苏州河从东到西走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和采访到的所有人说的事,都是绝对具体,绝对鲜活的,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苏州河的历史和今天稍做对比,就发现,城市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东西了,尤其是在它处于巨变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断都会在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变得可笑,比如对旧建筑的拆与保护这种最简单的争论,在种种的合理欲望中纠缠在一起,真不是谁高尚谁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采访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调查和书房做功课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后来,生活周刊又陆续以这种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话题,有顺理成章的,也有败笔。其实顺着这些题目做下去,每一个都是很大的诱惑,刚觉得有意思就不能接着做了,因为,周末就得发稿。这种节奏虽然我已经适应,但是至今仍觉不爽。
  
  
  
    回头这么一看,快10年的光景过去了,不仅我习惯了的方法论被改造了,世界观也被改造了,从原教旨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这不仅得益于采访,也还因为我整天就和一帮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的人混在一起,转行的同时,也被他们调整着与时代进程的焦距。胡泳给我们带进了互联网文化,那时候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全中国掀起了这个话题热,完全是由于对他这个人的熟悉,我才会认真对待这种文化,不然我会把互联网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吴晓东在做《地产十年》的准备时,我仔细听看他做的准备,要采访的人和事,对比我在做《居住改变中国》时所关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虽然一个是说地产一个是说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关的东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没注意到的。小于、钟和晏爱跟我聊天说电影,即使是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她们看到的东西总是和我不一样,她们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更贴近电影本身。在安贞大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化部被安排在跃层上的一个过道厅里,落地玻璃前阳光铺满整个房间,这里曾是编辑部最招人的地方。我们常常是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聊天,即使是讨论选题也是这么坐着,因为我们四个人只有两台电脑,谁都不好意思独占一台。隔壁的老潘经常到我们这儿待一会儿,其他部门的吴晓东、高昱、李三、蔡伟等等,都常到我们这儿喝茶,聊天,属于闷骚型的苗炜、王星也不时到我们这儿站一会儿,偶尔点评一句,总在逻辑之外。后来王小峰又带进了流行音乐,都是我这个年龄不会主动去听的。就这样,耳闻目染由不得地被他们改造了世界观。
  
  
  
    当然还有一个大的背景,生活周刊的10年是非常顺时应势的10年,它的成型过程正好是在中国进入开放社会的过程中,所有中国人都经历着新时代的整理。生活周刊草创时期,这种类型的刊物在中国是第一家,谁都不熟悉这个刊物该是什么样的,做这么一个事本身就等于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主动调整姿态的位置。可能大家对杂志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对所谓时代进程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各自整理的结果也不一定一样,但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这种自我整理。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图)(1)
  
  
  
    巫昂 祖籍福建,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文学硕士。2000~2003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记者,现为自由作家。
  
  
  
    一
  
  
  
    2000年6月10日到2003年9月10日,我的生活跟这本杂志联系在一起。
  
  
  
    此为我之幸。大概多少年后,也可以说是这本杂志之幸吧,居然养活过我这么个人。
  
  
  
    我的记性本来是很差劲的,居然还记住了这两个日期,简直是奇迹。
  
  
  
    2000年6月10日,我从望京倒了几趟车,去安定门内大街寻一个叫净土胡同的地方,走了死久,到了一栋小楼里边,在二楼走廊深处,隐藏着主编朱伟,他负责面试我。
  
  
  
    借用新闻报道的叙述模式:这个嘴巴略微有些歪的、肩膀略微有些斜的、戴眼镜的、小个子的、文化气息浓厚的上海男人,坐在一堆古典音乐CD里,好像他办的是个音乐杂志,他的办公桌上养了一小盆不用土的观赏植物,我在此后三四年间,数次想掐死那丛植物,以示自己的愤怒抑或知遇之恩,未遂。
  
  
  
    "你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他拿着我的简历,从眼镜片后边观察了下我,我心虚了起来。
  
  
  
    …………
  
  
  
    "噢,你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什么?"他。
  
  
  
    "小说家路翎。"我。
  
  
  
    "你喜欢这个作家嘛?"他。
  
  
  
    "不喜欢。"我。
  
  
  
    "那为什么写他?"他。
  
  
  
    "因为还没什么人写他,我可以胡说八道。"我。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那时候,正好"三联"在酝酿从半月刊变成周刊,由一个圈子化的泛文化半月刊,转型向一个大众化的有硬新闻的周刊,所以需要许多能跑新闻的记者,尤其是时政社会口的。我本来呢,是很想干文化的,但文化并不缺人,只好临时去弄社会,结果,就没能再文化回去了。
  
  
  
    社会部一口气培训了12个新人,半年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似乎只剩下了我,这并不是在强调说我有多牛,而是,好像整个非体制内的新闻系统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为此东挪挪西挪挪,我的优点是不懂得该行业规则,不知道挪了以后能去哪里。但多数去"三联"的人,有如下准备:理想主义,觉得这是个挺不错的杂志,进不了这地儿还有其他若干地方可去的"护记符",想混一阵子到别地儿当主编,不想到别地儿当主编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挖走了……
  
  
  
    我有一个缺点,对自己呆过的地方向来并不待见,虽然里边混杂了一段类似于婚姻的复杂情感。而我不只一次跟更新的新人传授经验,开始的时候,要把自己当孙子看,像张爱玲说的:低下去低下去,低到尘埃里头,吃灰。
  
  
  
    二
  
  
  
    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请资格老的记者来跟我们新人谈话,实际上,最后只有高昱、邹剑宇跟吴晓东跟我们正经讲了,他们三个,在当时的我印象中,都是非常青年才俊的,年龄适中言谈飞扬,虽然肤色深浅略有不同。我分给了高昱那房"管帮带",他每两周"幸"我一次,稿子传过去,过一两个小时,那边就打过来一个急切的、痛心疾首的电话:"巫昂啊,你,你这样写不行,你知道吗?"
  
  
  
    然后哒哒哒说了一通如何如何不行,该怎么怎么写。这边厢,我听得心如刀绞,悲观绝望。
  
  
  
    "这样吧,时间也太紧了,我还要出差,我帮你改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高善人最后扔下一句诸如此类的话,突然挂断了电话。高善人眼下在《商务周刊》当主编,不久前接受了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采访稿是英文的,我没耐心看,但大抵说他是个"左派"代表,"左派"为何物?是他的平民思想和宏大叙事吗?是他的宽边眼镜和一小时两三百字的写字速度吗?
  
  
  
    后来培训不了了之,"三联"的各种政策一向具有鲜明的不持续性,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每当快发钱的时候,上边便开始修改发钱的法律条文,但你不要着急,过不了几个月,这个条文就会失效。我在的那段期间,起码还有如下短命的制度:轮班接听读者热线(实际上一天也没几个读者打过来热线,他们宁可给《京华时报》打),打卡坐班制,新闻突击攻坚小组,主笔轮流当主编,记者轮流当主笔,等等,等等。
  
  
  
    三
  
  
  
    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采访山西一个被误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女人,这个新闻有一个怪拗口的名字: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结果泄密案。故事女主角是一个从浙江远道到山西忻州那样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小城镇去做生意的,她去当地医院做腰椎尖盘突出的手术,被做了下HIV检测,结果居然是阳性,但这是初筛实验,照理应当到省一级的指定实验室去做确诊实验才能算数,但是,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小地方发现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哪怕并不是确诊的,那都是很轰动的新闻,这个消息很小道而迅速地从医院流传到社会上,一路影响了她的生活,她很快成为当地名人,上街买把瓜子,小贩都不敢接她的钱,我采访的时候,她为类似的遭遇哭了几次。
  
  
  
    回北京后,我写出来初稿,自己觉得采访扎实各方都有说法,看起来四角俱全挺那个的,但没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说,任何文章,"三联"当时的习惯是要提炼出来一个主题的,文章的结构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讲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让几个矛盾方在那里冲突冲突;第三部分,就得升华了,升华的手段实际上很有限,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找些专家来胡扯,这个专家说两句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两句,所以每个记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御用专家,万金油也似,但当时我还没有,只好求助于高昱。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2)
  
  
  
    当时升华出来一个很牛的主题,叫做: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交锋。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报道,导致我转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贵人。他也是我在"三联"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爱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贯的平民主义立场,而有时候,主编会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农民思想,高昱有若干著名报道,早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三联"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最后这点,也是时代风尚使然。好些新媒体讲自己的办刊所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说是白领和中产阶级,为了这个东西,发了疯地讨论来讨论去,跟SM差不多。
  
  
  
    权力问题实在复杂,世无英雄,遂使权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个新闻事件中各色复杂关系的结果,往往为了偷懒,落到权力这叠干稻草上。权力,成为万金油,某样方法论某种思维方式,也系一个人见人爱百发百中的词儿。在我亲历的2000年前后,半月刊转成周刊的初期,"三联"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化的权力问题,大约是2000年,讨论警察权、大熊猫的特权、一个班级的权力体系……
  
  
  
    后来,大概就是李鸿谷做社会部主笔以后,社会新闻跟封面故事趋向于硬朗,跟时效性强,本来泛文化的办刊方向走向了硬新闻,我们这个部门的记者,为了新闻的硬,开始奔走于各种事发现场,但去的时候往往也还是并非第一时间,"三联"的强项是做后点报道,因为先发制人自然是赶不过日报跟各色网站的,惟有在后边跟着,拿只冷眼看这看那,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很"三联"的立场跟观念来。
  
  
  
    个人体验上讲,做硬新闻需要一个人具备对新闻无条件的热情,甚至于善于遗忘类似事件。但作为一个喜欢发明创造的人,我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还热衷于第一轮硬新闻,比如自然灾害、案子、腐败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开始为新发作的空难和投毒案怎么做出新鲜感费脑子;到了第三年,许多类型的报道,都开始无法刺激我的神经,而新鲜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一一建立。
  
  
  
    但是当时,我做得还是很有些乐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一切过去的,都容易变得不怎么美好。在灾难现场,接触死难者家属,去跟当地政府部门纠缠跟斗智斗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关键采访对象,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些都能够调动出一个人的潜在能量,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极端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从不在工作场合,因为某个悲惨的场景动容。也绝不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对写东西能够保持体力与精力的一个要点,晚上一定是娱乐时间,假如朱伟深夜来电话,我就会装成点灯织布的骗子应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于造成作息上的恶性循环,最后把自己弄成一个疲乏万状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兰克苗炜(苗炜的ID--编者注)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分裂得这么好,一边写小说,一边当记者?"
  
  
  
    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很傻,在很多问题上,一个具体而卑贱的人爱怎么分裂怎么分裂,对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当个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的记者,整天哀伤哪愤怒哪着急上火哪,还往往得不到任何 或者说真理,记者嘛,永远生是事实的人,死是事实的鬼,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欺骗你,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临到头了,只好绕来绕去,写出一篇安全系数较高还能交差的啰唆报道。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一场官司的开庭,到达了转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以前连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强而僵硬的新闻战士。一个人做点啥总要有那么点目的的,那么除了谋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联"这本杂志的小温床上,长出那么点经验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当个职业作家,也一直劝周围的朋友参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但我现在发现他们过得都比我好,整日里饭局来酒吧去,周日傍晚还包了车去郊县party。
  
  
  
    当记者跟当文艺工作者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作家可以是封闭矫情虚无的,一个记者却注定要牺牲自己那点审美趣味,变得功利无耻冷得有点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帮了我的忙的某采访对象保持终生的联系,但是下礼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骚扰他们。
  
  
  
    我看到美国老牌记者麦克唐纳在70岁时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个侦探,独自调查到了一个陈年旧案的元凶,一个律师因为有外遇,精心谋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当一线记者,要在我们这里,准当主编享受特殊津贴了)。读这种报道,其实跟读小说也差不多,他在那里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地讲一个关于残酷人性的绝妙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破案过程带来的阅读乐趣,如果有什么新闻能跟像世上硕果仅存的几部小说那样永垂不朽,这样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3)
  
  
  
    六
  
  
  
    我为什么离开"三联",这个事情说起来颇有些复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渐渐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写作的力量拉扯着我,到了我当记者的第四个年头,逐渐成为一个很干扰我的事。主编朱伟经常在谈话中,用海明威的例子来教育我,让我跟这个时代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一个兼具记者与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并非美国。并不是报报名就可以去报道美伊战争,也并不能在杂志文章中展示我脑子里那些近乎反人类的、疯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敛自己,尽量做到克己为人,为了大局,和一种跟我并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联事变",还改革了稿费制度,猛地说要裁掉一半稿费,居然工资变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标准,某日早起,心血来潮,我便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电子邮件,把自己给自由掉了。
  
  
  
    "三联"不是一个媒体集团,像南方报业或者时尚集团那样,一个记者在业务能力上上升了以后,他想当官了,可以去孵化一个新的子媒体,不想当官了,也许可以做里边的自由人,因为媒体集团里头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并不至于招致别人的反感。但三联不同,它的小作坊气味与缺乏人才上升空间的客观条件,一直都阻碍着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记者,所以,社会上流动着一大批从"三联"这个鸟巢飞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较热爱精细生活、在关注新闻的同时对文化有研究、怀疑主义、自由主义、自嘲反讽、在有些事情上有点儿怯懦。
  
  
  
    说的并不是我。我这种东西,另当别论。一个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最最起码,对我而言,假如并不倡导自由也不张扬个性,不与某些东西保持距离,不知觉或者有意识地去跟风,去做清客和代言人,这个杂志将毫无魅力可言。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图)(1)
  
  
  
    陆新之 2000年11月加盟《三联生活周刊》,任主笔,2001年12月离职。此前在深圳任职某日报的财经版负责人,之后历任《中国证券期货》月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驻华南首席记者。现为上海东方早报《全球财经观察》首席观察员,编委。出版著作有《王石是怎样炼成的》、《魅力之城》和《巨商是怎样练成的》。
  
  
  
    入伙
  
  
  
    2000年秋天,我误打误撞加盟《三联生活周刊》。当年10月份,我正式认识了网上交流已久的"三联"旧人邹剑宇,刚刚结婚的他住在安定门内的菊儿胡同,算得上是很小资的住处。我那时候正好闲居北京等候出国,常常去他家搅扰。其间他和访客常常说起《三联生活周刊》正准备正式改为周刊,版面选题如何如何。我听了技痒,于是也忍不住插进去臧否褒贬一番,结果邹觉得我有时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说经济那边还需要人,你反正有时间,不如一起来搞。我想想也对,于是便跟着邹剑宇,走进那条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净土胡同,然后看到了刚刚装修未久的小楼。
  
  
  
    记得去之前,还专门问过邹剑宇:"三联也是一个老牌子刊物,招人有什么程序?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答曰:没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就是做一篇稿件,合适就留下了。
  
  
  
    我心想,这样也干脆,不合适也就马上知道了。
  
  
  
    到了那栋小楼所在的院子,还没有进入大院,旁边有个店面,邹剑宇指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饭堂了,还有大师傅专门做饭的。我心想,这个地方,倒是很有人文关怀阿。
  
  
  
    上了二楼,看到新装修后的办公室搞成了格子间,有点写字楼的感觉。再上三楼,转到一间小屋子,里面一个平头的北京小伙子,邹剑宇介绍说这就是苗炜,主编助理。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啊,这就是著名的布丁啊。苗炜那时候正在电脑上下围棋,见我停了下来,没什么表情地攀谈了几句,说欢迎我来入伙。当时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怒脸上看不出来的人。
  
  
  
    于是就像打网络游戏一样,邹剑宇把我引荐给苗炜,苗炜又把我带到下面去见主编朱伟。这又是一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看《人民文学》就听说过的大腕啊。朱伟在办公室非常严肃,匆匆跟我谈了两句,就扬声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看看再说吧。我想,爽快!
  
  
  
    于是出来外面的大办公室,找了一个格子坐下,写什么呢?苗炜和邹剑宇商量了一阵,说刚好不是出来一个富豪排行榜嘛,你就根据这个写一个吧。我想了想,说这么短时间,好像不方便采访,写个评论如何?苗道,你就按照你觉得合适的路子写吧。
  
  
  
    我看看表,大约也十点多了,说好吧,我就吃饭前交稿吧。于是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写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搞了1000多字,跟苗炜说完了。苗有点吃惊,说打印出来拿给主编看吧,你就先回去。邹剑宇也说,我得忙着写稿了,中午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便徐徐踱步出胡同,那天正是秋日,阳光明媚,这一条肮脏的胡同也分外安静,感觉有些奇妙。
  
  
  
    到了下午,我跑去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闲聊,接到邹剑宇打来的电话,说稿件主编挺满意,而且了解你的财经背景,你就算是正式加盟了啊,第二天就来上班吧。我说我可是什么证书都没有带来啊,要什么手续吗?邹剑宇说,你就赶紧人到就是了。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去,结果被拉到朱伟的办公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间,挤进来了9个人,那就是朱伟、方向明、苗炜、舒可文、李鸿谷、邹剑宇、高昱、吴晓东和我。第一次参加编委会很新鲜,大家谈的选题构思都很独特,和我以前六七年做的方向大不一样,我看到大家慷慨陈词,也给感染了,神神道道跟着摆活。
  
  
  
    例如把编前会的时间提前,用周刊的节奏来处理选题和稿件,尤其是经济部门训练新人培养记者的一些做法,好像都是我想出来的,似乎也有点效果。
  
  
  
    于是,在那一个号称是北京历来最多雪的冬天,我开始了在"三联"火红的媒体生涯。
  
  
  
    大干
  
  
  
    入伙杂志之后,除了工作,偶尔也有娱乐。其中主流的集体娱乐只有两种,其一就是互相联网打星际,其二就是一起去吃烤串。
  
  
  
    那时候杂志由双周刊改为周刊,而人手只是加了两名主笔数名见习记者,而且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一本成功的综合周刊,因此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内部气氛很好,但是真的落实到版面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很不一样了。真正是应了那一句笑话:"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好在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64页的全彩色杂志,排版加印刷就要三天时间,留给记者的采访写稿时间,不过四天。这本杂志又坚持记者亲自采访写作,很少外稿,结果每期差不多40页,5万多字,就是靠10个左右的记者撑着。那时候改版正是新年,北京的那一年冬天号称是雪最大的,由11月下到转年3月,一场连着一场,大家就常常在冬夜里写稿到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杂志社之中单身汉很多,加上美术和制作人员,于是几乎每天晚上的编辑部都有七八个人在。然后总有一个人提前嚷嚷起来,不写不写先歇歇,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一起开打星际。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联合着一起对战电脑,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干活太辛苦,自己人互殴的话那就太不人道了。有时候实在心情好也会相互交锋。记得在那个冬夜里面,先后和我们对战的有专栏作者、漫画作者、其他同行以及闲着没事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所以,即使星际争霸怎么激烈,怎么刺激神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了。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2)
  
  
  
    原来,世界上最血腥和不人道的游戏,很可能就是让人去办一本有理想的周刊。
  
  
  
    所以,那时候打完游戏和做完一期杂志之后,和两三个疲惫的同事,踩着肮脏的雪,走出胡同口,在那一家无名的小店,吃上四五串羊肉和鸡胗,偶尔加上两只大羊腰,那就是莫大的乐趣。一口气吃完了这些物事,不过十多二十元结账,然后大家懒洋洋地出门,往往已经是两三点辰光,吸一口凉气,踏着掩盖了垃圾的大雪,隐约觉得深夜的北京,竟然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2001年时,生活周刊里面的人大都极有个性,主编就不消说了,连很多新来的年轻人,干起活谈起内容来都特有主见,杂志里面一派干劲。
  
  
  
    记忆之中,招来的两位女翻译,一位姓纪,一位姓甄。本来只是希望他们做好编译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她们虽然不是记者出身,但是却很警醒,拿到外电资料,还能配合着做采访,搞出来的报道还很有"三联"风格。还有一位经济部我们招来的年轻女子张姑娘,那时候她才刚毕业,有干劲但是确实不懂写稿,更加不懂写"三联"味道的稿,所以一度我们觉得她不行了。按照"三联"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记者老不上稿件,就意味着除了底薪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基本上呆不下去。不料张姑娘韧性十足,即使经常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总能隔三岔五写出一些有特色的报道,硬是坚持下来了。给任何人机会,这样也是"三联"的好处。到我离开时,她已经是蛮成熟的财经记者了。这两年也在一线财经媒体历炼,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了,也是佳话。
  
  
  
    编辑部最大的牛人是苗炜。他是很典型的北京大老爷们,很少见他生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是总能够突如其来一句把人噎住。一般的新同事都有点怕他,不是怕他骂,而是怕他眼光"毒"。哪些题目做得水了,在编辑会上,他常常会很不屑地对太多的题目一扬眉毛,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这事情没啥意思,你丫咋这么多话。别做好了。"
  
  
  
    苗炜的文笔有口皆碑,脑子也活。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着《时代》周刊琢磨杂志应该怎么做。隔三岔五的,就看到他吭哧吭哧地写关于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人文类的东西,换了很多笔名,不过总能看出是苗氏出品,好生抒情和显着机灵的字里行间,很有点渴望国际大同大家发财大家都能找到女fans的良苦用心在里面。我后来常开玩笑,说他的《生活圆桌》类文章是"心灵星巴克"。
  
  
  
    和他的文章不一样,苗炜平时很少说笑话,但是喜欢听笑话,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用"前中年期"来形容我们几个主笔的尴尬年纪和心情,他每回听了都嘿嘿一咧嘴笑笑,大摇大摆地踱回他自己的小办公室去打游戏了。
  
  
  
    自称布丁以及使用无数武侠小说人物名字的苗炜,这个和《三联生活周刊》血肉相连已经七八年的后青春期才子,2002年提了副主编,也出了一本《有想法,没办法》的黄皮书,不过十几万字。
  
  
  
    想来也有点让人感慨,这么几年积累下来的《生活圆桌》随笔,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册,和街上老是认识不过来的N个青年小说家一篇篇的大部头没法比。不过,布丁的这些透着机灵和犬儒色彩的东西,可是某一批年近30在北京读大学的女生成长过程中的贴心小棉袄和生理星巴克,里面充满了某一类人的情感代码和心灵暗号,好多女生看他的《生活圆桌》文体的时候,脸上那种满足的神情怎么看都有点像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味道。
  
  
  
    2002年,婚后的苗炜买了房子,装修了好几个月,又买了车,让老婆开着接送上下班。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所以,《生活圆桌》上就少了他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此而感到遗憾,或者说窃喜?
  
  
  
    因缘
  
  
  
    2001年的头两个月还比较顺利,大家慢慢适应了周刊的节奏,广告也慢慢好了起来,大家春节之后刚刚歇口气,又有新的变故,就是要搬出净土胡同原来的办公室。
  
  
  
    因为事出突然,那一期已经基本做好的杂志,还留在原来的机器里面,因为一时间没有找到机器,所以3月份的第一期,是在美术编辑邹俊武和商园家里面完成的。当时大家苦中作乐,说有点搞《挺进报》的味道。
  
  
  
    记得当时搬家时候比较乱,气氛也比较紧张,但是生活周刊的员工们都很负责,大家自发地想方设法把最有价值的资料转移出去了。然后在新找到的安贞大厦27楼办公室,很快进入角色,采访的继续采访,制作的继续制作,财务也有条不紊,刊物基本上正常运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在生活周刊工作,最大的欣慰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作战,永远不是孤单上路。具体来说,就是和你有关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同事,总能够多做一点,很少有互相推诿的时候。记得有一期封面的版面刚出来,标题上多打了一个字,结果一晚上,几乎路过会议室所有看到这个错误的人,包括实习记者,都主动联系责任编辑,想错都没那么容易!那时候很多年轻记者做一个选题有什么问题,心里面也不会很慌,因为他知道总能在编辑部里面找到人求助。当然,这种感觉也是放大了的。实际上没有哪个媒体的成员那么厉害,但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3)
  
  
  
    这几年我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工作也一直和媒体有关,因此,很多"三联"现在和过去的同事,也总会联系。最多的是李伟,他是很年轻很能跑的,所以总有做选题的时候互相找的时候。现在他也成了主编,很动力澎湃。还有MSN上长期见得到的尚进,他堪称媒体圈里的"百晓生"。谁谁谁收了多少红包,某某某又要跳槽了,这些消息他那边总能够第一批知道,而且细节生动,非常过瘾。他说,写北京媒体史作者非他莫属。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我和黄河在深圳有一段时间还是同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选题,也一起出去揭黑"打老虎",非常过瘾。不过他生就闲适的性格,不太愿意回到铁马金戈的一线媒体生涯,现在成家之后,每个月写一两篇宏大叙事的长文,间或写写读书文章,真个是乐在其中。而大约一年见上那么一两次的时候,总是难免讲起彼此的"三联"岁月,分外唏嘘。
  
  
  
    我加入媒体行业已经11年,但是真正觉得自己登堂入室知道怎么做选题写报道,还是来了"三联"之后。这也是我这几年来,谈起媒体运作经营的时候,有意无意总要援引"三联"的经验和例子的原因。那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有幸参与其中,能够和一群优秀的媒体人合作或者交锋,因此也有幸能够琢磨出一些门道。人的一生很多东西真是有际遇的,如果不是2000年秋天去了生活周刊,我可能就已经读了MBA,然后做企业。又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五迷三道的职业。说不定已经发迹了,也说不定混得很不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专注在财经新闻领域,也不可能写出两三本这样的书。说白了,直到今天,听到别人谈起《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多关注一些。因为我实在觉得和这个刊物有一种莫名无形但又冲不淡的联系。我相信这一种感觉会在未来维系很久。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图)(1)
  
  
  
    于彦琳 笔名小于。2000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实习,毕业后成为正式记者。现在供职于《中国电影报》。
  
  
  
    开始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是光头的。
  
  
  
    2000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读书,"研三"的生活非常松散轻闲,就给一些媒体写稿子。我的朋友,现在《虹》杂志主编朱芸当时还在《世界都市》当编辑,她说我可以去那里找个小工作干干,我去《虹》与人力部人见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见朱芸的校友,当时"三联"的记者王珲。王珲与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见了这么一回,把我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时候写电影的卞智洪刚刚离开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珲知道我是学电影的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是可以随便上网,王珲说可以,每个人都有电脑。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珲说两三千。这些钱,对我一个学生来说真不少了。我就答应了。
  
  
  
    现在四年过去,我也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了。回头想想,能进生活周刊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我去了别的媒体,如果王珲没有一回头看见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没有跟她回办公室,现在我在哪里只有天才知道。
  
  
  
    几天之后,我就光着头去了周刊编辑部。净土胡同真的很难找,我在鼓楼一带转悠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摸到周刊。我摸索着上了二楼,舒可文老师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红包"。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待我:一个老结不了婚的贫嘴?
  
  
  
    但当时舒可文见到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吃惊,仿佛女的光头很正常。她穿着黑色长裙,点了支烟,我们俩人坐在老式破旧沙发上。她简单问了我是学啥的,问我知道周刊风格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她就弯腰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份杂志,让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说我可以先写两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师和我,我们俩的记忆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师看到这里请不要与我争论,探讨即可。
  
  
  
    那时候"三联"的办公室,跟《编辑部的故事》里差不多,灰扑扑的很旧。我非常怀念会议室那个怎么也擦不干净的大圆桌子。中午大门外头周刊食堂打了饭,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会议室,边吃边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周刊搬回三联书店,大家也在会议室集体吃盒饭,但会议室的桌子上少了什么。少的是当年在净土胡同时开会的气氛。
  
  
  
    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过度美化了自己的记忆,当年真得就那么好吗?也许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剧的成长期,自然有那样一股气势。这么多年我经常想起那时,真有可能被这种气质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那时候真好,上班的时候穿过胡同,到单位,看见同事都非常高兴。作为新来的人,对其他记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视之。所以我觉得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们越有意思。我记得郦毅,她平时闷不出声,偶而说话却常常语出惊人。有时开会,她手机响,居然是警报一样的声音。
  
  
  
    交稿
  
  
  
    2002年,我换了一个手机,可以自己录铃声。我录的铃声是"该交稿子了!该--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开会时打我手机,好让所有同事听听这"骇人的呼声"。
  
  
  
    主编朱伟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跟紧箍咒似的,让人头疼。每个记者听了都心惊肉跳。所以新鲜了两天之后,他们呼吁我把手机铃声赶紧换了。
  
  
  
    在"三联",写稿子是最大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时候必须把稿子交出来。尽管大部分稿子都写得非常难,但看合刊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几年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还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经写过。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说北京新出了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采访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妇。我跟他们约了,他们派了司机到国贸接上我,去了他们在通县的家。
  
  
  
    林天苗他们家非常漂亮,但院子里蚊子多了一些。初次采访,我还是免不了紧张,问的问题也丢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你想我先回答哪个?"
  
  
  
    回宿舍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给舒可文看。过了一会儿,朱伟让我去他办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我在周刊听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导。从此我知道有文必录和单纯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个事情成了事件,背后定然有别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是重要的。在此后四年里,我不论写什么文章,总会记起这个。
  
  
  
    四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至今我还不是很能把握要写的一些东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隐约看到仿佛有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把它写出来,不然面前的东西仍然是不透的。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应该是2000年我回洛阳采访圣诞节那场大火。我是洛阳人,但接近灾难 仍然非常困难,家属几乎不愿意再回忆过去的事情。我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一位幸存者,谈到那天晚上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颤抖。参与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脱,才终于接受了很短的一次采访。更多的时候,我知道采访对象就在门里,但我只能在门外转来转去,无法得到他们许可,带我去的人跟我说:"家人可难过了,都不好意思说这事。"
  
  
  
    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图)(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由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

 
上传时间:2008-09-03 02:03:44   【浏览:】 【评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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